在1904年至1905年间，日俄两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，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。最终，俄罗斯帝国惨败于当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日本。这场战争被日本视为东方国家战胜非东方强国的历史性胜利。
然而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日俄战争的胜败更有深刻的政治启示。许多人将其看作是宪政与专制的较量。中国的朝廷和民间普遍认为，“日本以宪政取胜，而俄罗斯以专制败北”，“小国也能战胜大国，宪政能战胜专制”的观念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。
当时的著名绅商张謇（1853-1926年）便致信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，提议清朝应当进行宪政改革：“今日朝廷掌握着全国重兵，肩负着国家的重大责任，理应与国家同生死，共命运。国家的危机显然不像甲午战争或庚子事变那么简单，如果不改变政治体制，单纯的修补无济于事。我们应该趁日俄战争未决之前，寻求政治体制的变革，以免错失良机。”
张謇还特别强调：“日本的成功证明，宪政能够战胜专制。世界上哪个国家还能像俄罗斯那样完全实行专制呢？”他建议中国效仿日本的宪政模式，确保国家的稳定与繁荣。
虽然宪政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，但许多人仅仅将其视为解决国家危机的工具，而非真正理解宪政的深层意义。许多革命者，像孙中山等，依旧把宪政当作革命的手段；而清朝政府则将宪政当作维持皇权的工具。慈禧太后曾认为：“实行宪政，有助于巩固满洲的统治，也可以消除外面的革命力量。如果调研之后没有大碍，我们就一定实行宪政。”
展开剩余71%这一观点逐渐获得了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支持。1905年7月，袁世凯、张之洞和周馥等联合上奏，提出应在12年后（即1917年）实行宪政，清朝朝廷也开始认同这个建议。由此，清朝官员间形成了“通过立宪挽救国家危局”的共识。
然而，立宪具体要如何实施，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宪法的内容、立宪程序以及国家体制的设计，依然模糊不清。唯一对这些问题有些思路的，只有流亡在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。
由于没有现成的参考，中国朝廷决定借鉴外部经验。清政府决定派遣一些官员前往东西方各国考察政治体制。1905年12月，载泽、戴鸿慈、徐世昌等人被派往欧美等国家进行政治考察，考察的目标是寻找适合中国的宪政模式。
然而，这一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。出发前，五大臣曾在北京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，造成了行程的延误。直到1906年，他们才完成了考察并回国。
在这期间，五大臣赴美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等多个国家，研究各国的政治体制。尤其是在德国、日本和意大利等国，他们对君主立宪制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最终，他们认为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。
返回后，载泽、端方等人一致认为，立宪是解决国家危机的唯一途径，但如何平衡君权和民权、满汉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，依然需要深入思考。尤其是，满族的利益问题，成为了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巨大障碍。
载泽在向慈禧太后上奏时指出，日本君主的权力非常强大，几乎覆盖了国家的所有重要事务。为了促使清政府尽早采取行动，载泽强调：“今日必须立宪，不可再拖延。”他还提到，现今满族与汉族的矛盾应当放在一旁，全中国应团结一致，共同面对外部压力。
同时，端方也在同一天提交了自己的奏折，强调国家若继续维持专制，无法应对国际竞争，只有通过立宪才能够强国富民。他的论点与梁启超等人提出的立宪理论不谋而合，尤其强调商战和兵战的重要性。
然而，尽管中国的朝廷开始接受立宪这一思潮，但立宪的具体路径仍然困难重重。特别是，如何在宪法中规定皇权与民权的关系，成为了最大的问题。载泽和端方的奏折建议模仿日本君主立宪制度，以保证皇帝的权力，同时增加民众的自由和权利。
通过这次对外的考察和政治理论的碰撞，清朝的统治者虽然看到了立宪的必要性，但他们并未深刻理解日本的强大根本原因。日本的成功并不完全来自其宪政体制，而是由于它借鉴了欧洲的商业与军事体系，打造出了强大的国家机器。若中国仅仅模仿日本的宪政，而不学习其背后的商业和军事战略，显然难以复制其成功。
因此，尽管清朝政府尝试向日本学习宪政，但他们并没有真正领悟到日本能够强大的深层原因。对于中国而言，单纯模仿日本的表面制度，可能并不能带来同样的成功。
本文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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